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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讯11月11日讯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呼吁英格兰足球界应该正视这项运动面临的痴呆症危机，为患有严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球员设立工伤基金。

伯纳姆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前球员家属本不该为了发声而如此艰难地抗争，这是体育界无声的丑闻。”

此外，曼联名宿加里·帕利斯特也公开支持在训练中限制头球次数。

今年4月，英足总被比作“烟草巨头”，正如烟草行业曾否认吸烟与肺癌的联系一样。此前《每日电讯报》披露了英足总提交给高等法院的书面文件，其中极具争议的细节引发了轩然大波。

如今还可以披露的是，自媒体报道以来，起草英足总“几乎全盘否认痴呆症与头球有关”辩护词的律师已被悄然更换，该辩护词曾令医学专家和球员家属感到震惊与难以置信。

伯纳姆的介入紧随今年早些时候对两位足球运动员诺比·斯泰尔斯和戈登·麦奎因的死因调查之后，调查分别认定反复头球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因素之一，他们从50多岁起就一直饱受慢性创伤性脑病（CTE，一种由头部撞击引起的痴呆症）的摧残。

与此同时，拉夫堡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痴呆症的高风险并非仅局限于“老式皮球”时代的足球球员，现代合成材料足球在头球时向大脑传递的压力波等于甚至大于“老式皮球”。

伯纳姆表示：“足球是我们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项运动也对那些为之付出良多的球员以及如今承受后果的家庭负有责任。”

“我与受痴呆症和脑损伤影响的家庭进行了交谈，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他们促使这一问题得到重视的决心令人钦佩，他们本不该为了被倾听而如此艰难地抗争。”

“我们有义务倾听这些球员及其挚爱亲属的心声，支持他们，并对他们提出的担忧采取行动。足球界必须始终照顾好那些为这项运动付出良多的人。”

伯纳姆的立场似乎与英足总形成鲜明对比。英足总既未向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PFA）运营的脑健康基金提供资金，也未承认头球或脑震荡与CTE之间存在已证实的联系。

伯纳姆还会见了由斯泰尔斯之子约翰领导的“追求正义的足球家庭”组织。该组织希望英格兰足球界能承担前职业球员的养老院费用，这些球员死于痴呆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3.5倍。

人们还将其与美国橄榄球联盟（NFL）进行了对比。NFL在2013年设立了一项基金，迄今已支付14亿美元（约合11亿英镑）来帮助受影响的前球员及其家属。

自2023年以来，由PFA和英超联赛联合资助的脑健康基金每年提供约100万英镑，但由于养老院年费通常高达六位数，该基金需审核申请者的经济状况，并与社会护理资金配套使用。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100万英镑的数额，英格兰价值数十亿英镑的足球产业在过去一年里共向球员经纪人支付了4.6亿英镑。

伯纳姆说道：“看看NFL的做法，他们直面问题，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并支持受影响的人。”

“但我还没在英格兰足球界看到这一点。患上痴呆症的球员数量庞大，尤其是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的球员。他们及其家庭的故事令人心碎。虽然有一些微小的举措，但我认为这远远不够。”

“这应该像是一个工伤赔偿计划，因为这些人没有得到保护，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和支持。足球界赚了那么多钱，正是那个时代的人建立的……这项运动应该承认其支持这些人的责任。”

伯纳姆的言论受到了受影响家庭的感激与欢迎。

约翰·斯泰尔斯说道：“我赞同伯纳姆的每一句话，并感谢他如此慷慨的支持。”

“多年来，自2002年杰夫·阿斯特尔的死因调查（记录为工伤）以来，足球行业一直在合谋模仿烟草巨头的否认和无尽研究策略。”

“纳税人正在为一个赚得盆满钵满的足球行业的受害者买单。这个行业应该提供这些人需要且应得的顶级护理。这是一个丑闻和悲剧。我很高兴伯纳姆能如此友善地支持我们的倡议。”

朱迪斯·盖茨博士的丈夫比尔在米德尔斯堡担任中后卫13年后，于2023年因CTE去世。她在2020年致信工业伤害咨询委员会，要求将足球界的痴呆症正式认定为法定工业疾病，但至今未收到决定。伯纳姆的介入让她大受鼓舞。

盖茨博士说：“像我这样亲身经历过CTE足球痴呆症的足球家庭，深知这种疾病的残酷。”

“这就是为什么伯纳姆充满同理心的发言让人感到无比欣慰。终于有人明白，那些为现代足球做出贡献的人现在有权获得护理和支持。感谢您为所有那些给我们留下足球记忆却因此牺牲自己的球员挺身而出。”

英足总此前曾声称，对朱迪斯丈夫的死因调查去探讨踢足球是否导致了他的CTE，这不符合公共利益。

在另一起高等法院案件中（盖茨家族不在约100名原告之列，原告包括英超时代的球员），英足总被指控疏忽并违反了对球员的注意义务。否认这些指控的英足总目前由DAC Beachcroft Claims Ltd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

英足总发言人表示：“虽然足球头球与长期大脑健康之间的联系仍是在研究中的科学和医学研究课题，但我们一直处于帮助提高比赛安全性的前沿。”

“我们在这一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与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积极审查和加强英格兰各级足球的球员福利。我们是首个在职业和草根足球中引入全面头球指南的管理机构。”

“我们还投资并积极支持了多个独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能带来突破性和有价值的见解，以便通过客观、严谨和透彻的分析，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复杂领域。”

英足总资助的研究包括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前足球运动员死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350%。

该研究还报告称，这与涉及头球最多的场上位置（后卫患痴呆症的概率是守门员的五倍）以及职业生涯长度有明显相关性。

曼联传奇球星加里·帕利斯特支持在法律上限制训练中头球次数的呼吁。此前新研究表明，足球界的痴呆症并非仅仅是老式皮球时代的问题。

拉夫堡大学发表了多项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足球产生的大脑压力波，以及300多名前职业球员的认知功能和高级痴呆症筛查测试结果。

各代球员在认知功能和痴呆症筛查方面的结果喜忧参半，一些年轻球员尽管从未踢过老式皮球，但风险却有所增加。

老式皮球在20世纪80年代被合成材料足球取代。拉夫堡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还表明，与湿透的老式皮球相比，现代合成材料足球在头球时向大脑传递的压力波能量转移量等于甚至更大。

头球后测得的压力波是爆炸场景中导致军事人员大脑变化的压力波的三倍，峰值读数也超过了美军训练中的过度暴露限制。

帕利斯特在职业生涯中曾因头球而饱受偏头痛折磨，他与约翰·斯泰尔斯和天空体育主持人海莉·麦奎因一道，推动在法律上限制训练中的头球。他们都在朱迪斯·盖茨博士创立的“安全头球”慈善机构提交的议会请愿书上签了名。

帕利斯特说：“回首往事，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头球产生了影响，偏头痛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不得不躲进暗室，开始呕吐，失去语言能力，手臂发麻，视力模糊。感觉脑袋里装满了贝壳，这会让我精疲力竭两天。”

拉夫堡研究的作者之一伊万·菲利普斯博士表示：“这些趋势不幸地表明，足球运动员的痴呆症不仅是过去的问题。”

拉夫堡大学痴呆症研究主任埃夫·霍格沃斯特教授补充道：“许多人评论说是沉重的老式皮球惹的祸。然而，数据显示出混合模式，并非所有球员患痴呆症的风险都增加了，但近年来一些年轻球员确实如此。”

针对前球员的最大规模研究由威利·斯图尔特教授进行，他调查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苏格兰前足球运动员的健康记录。

斯图尔特教授发现，在较晚的年代，痴呆症的比例并没有改善。在那段时期，足球的标准重量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合成涂层不会像老式皮球那样吸水，但它们移动得更快，层数更多。

斯图尔特说：“因此，可以说，我们担心现代合成材料皮球可能比老式皮球风险更大。”

诺比·斯泰尔斯的死因调查承认了这一担忧，验尸官在发布正式的“预防未来死亡报告”前，致信英足总和教育部。这类报告只有在验尸官发现持续风险时才会发布。

英足总已逐步取消11岁以下足球比赛中的头球，并出台指南建议业余球员每周训练中头球不超过10次，职业球员高强度头球不超过10次。

然而，这些规定缺乏强制执行，人们担心很少有教练和球员知道这一指南。

“安全头球”组织认为，不仅为了保护球员，最终为了保护足球运动本身，足球行业也必须做出改变。

盖茨博士说：“我们必须从大量受影响球员的悲惨经历中吸取教训，我们有义务保护现在和未来的球员免受这种剥夺众多足球英雄生命的疾病的侵害。”

“CTE仅由反复头部撞击引起。它始于青少年时期，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恶化。”